(36)李六如当时说的基本原因有干部经验少、制度不健全、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地方领导强等方面。
但是这仍须得到他的同意，即由他们自己或他们所选出的代表所表示的大多数的同意。即便是没有明文规定税收法定主义的国家，释宪者们也往往通过对宪法解释，从人民主权、宪法基本权利，权力分立等规定中推演出相关的内涵，以显示其与世界税法发展步伐的一致性。
当然，除了税收法定原则之外，公平、效率、实质课税、生存权保障等税收方面的宪法性原则，以及统一税制、公平税负、促进公平竞争等方面的基本制度，都应该在宪法中有所体现和反映，以使这些原则和制度成为宪法上近乎恒久的制度性安排。[10]参见陈征：《国家征税的宪法界限——以公民私有财产权为视角》，《清华法学》2014年第3期。[11][美]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2页。[18]当然,《立法法》已经规定但在《宪法》中没有明确的其他法律专属事项，如国家主权等，是不是也都需要在宪法中作相应对待，确实值得研究。?? [8]作为一项国家权力,宪法学意义上的税权应该包括税收立法权、税收行政权和税收司法权等内容。
这不仅是税收制度改革的逻辑起点，也关乎着法治建设的社会基础和前行动力。[12]参见《人大立法规划大调整房地产税法定路线细化》，《21世纪经济报道》2015年8月11日。一审判决驳回了沈某某和邵某某的诉讼请求。
但这一学说将胚胎是介于权利主体与权利客体之间的模糊位置，需要立法者建立法律规则，明确何时或何处可行使何种权能。（二）冷冻胚胎与我国宪法上的人格尊严 就宪法层面而言，我们认为本案二审判决暗含了胚胎的尊严权利。学界赞扬与质疑并存：在赞扬声中，本判决被定为标志人伦与情理胜诉之典型。其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二审并作出大逆转判决：撤销一审判决。
正如有学者指出，人享有完全的伦理地位，物完全没有伦理地位，中间状态的实体享有一定的伦理地位，与单纯的物相比，胚胎作为人类潜在的生命，应当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这是对人类尊严和伦理道德的维护，从而应当在以胚胎为中间体的基础上完善对胚胎的法律保护。就本案实际判决过程及结果而言，一审法院认为（胚胎）在性质上不能等同于一般物，不得任意转让或继承，可被视为采纳了胚胎的客体说，且对胚胎的继承或转让施加了限制。
家庭权可以作为证成有条件代孕合法化的一个强有力的理由，如它可以为夫妻因自然灾害、失独等某些特殊原因而无法生育的代孕行为辩护，在这些情况下，代孕是一种补救性的生育手段。第二，加强代孕管制法律规范的合宪性考量。首先，以杨立新教授为代表的学者持客体说2，其主要观点是从人一物作为市民社会的基本物质这一两分结构出发，认定即便胚胎具有未来发展成人的潜能，也只是特殊之物。11 B.MATHIEU,La dignit é de la personne humaine:quel droit?quel titulaire?Recueil Dalloz 1996,p.282. 进入专题： 宪法学 冷冻胚胎权属 。
5 徐国栋：《体外受精胎胚的法律地位研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年第5期。（二）代孕禁令的合宪性建议 由于代孕禁令涉及公民的生育权、家庭权等基本权利的行使，建议首先考察国务院卫生部实施一刀切式代孕管制是否合乎宪法，需要从其目的正当、手段必要及目的与手段之间的狭义比例关系进行考量。（一）科学立法确定胚胎受保护机制，回应社会现实 虽然上文认为人格尊严原则适用于冷冻胚胎，但是在保护胚胎的具体法律规范建设中应当更多依据立法明确各项条件。冷冻胚胎作为包含了完整遗传基因的生物组织体具有根本的人格属性，其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生育。
判决书写道，胚胎是介于人与物之间的过渡存在，具有孕育成生命的潜质，比非生命体具有更高的道德地位，应受到特殊尊重与保护。在这一观点指引下，本案应当将胚胎界定为一种伦理物，在法律上对其予以更为特殊的保护，防止其中包含的潜在人格受到损害。
该案因而成功人选十大民事案件十大宪法事例，且成为2014年中国民法学年会、法律文书学会年会及众多学界会议的研讨对象。生育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虽然我国宪法并未明文规定，但可从对婚姻、家庭的保障中推导得出，《妇女权益保障法》《民法通则》中也有保障生育权的条款。
该说认为，胚胎由于具有人格属性或作为有限的自然人，因此能够享有一定的法律权利。普通夫妇如果确实由于生理原因不能自然生产或人工授精，可否利用代孕手段实现生育权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现行法律规定下，变性人婚姻制度在合法框架下运行。其三，原则许可，保留特定情形下的禁止的开放模式。但从手段上而言，完全禁止模式很难符合必要性原则。为了明确胚胎的法律属性，从宪法学角度需要回答一个问题：民法规范空白时，上位法例如宪法的人格尊严条款可以适用吗？宪法在法律规范体系中具有最高位阶，是下位法律规范的价值与效力基础，也是解释和适用所有法律规范的起点。最后，以徐国栋教授为代表的学者持折中说5，认为胚胎从受精开始就存在潜在的人格，主张胚胎应当受到足够的尊重，但又不能得到与自然人一样的道德和法律权利。
而我们认为，人伦在本案中并未得到充分论证，胚胎是否一定为特定的物，是否可以具有人的尊严权，代孕禁令是否构成宪法权利的过度限制等系争问题，仍然是悬而未决且亟待厘清的事项。欧亚诸多立宪国家在立法、判例或学说中对胚胎的尊严予以确认：在意大利，人工受孕体被赋予已出生的人的地位，且受保护地位甚至高于自然受孕体。
若本案采此种学说，原告与被告争议点将从继承权变为监护权。总的来说，欧亚更偏采胚胎的主体说，保护胚胎的主体性尊严权利。
其次，根据《宪法》第49条的规定，家庭受国家的保护。卫生部在2001年发布生效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夫妻二人都是独生子女，双方家庭四位失独老人希望从医院取回冷冻受精胚胎，而医院以国家对辅助生殖技术及胚胎处置有明文规定为由，拒绝将冷冻胚胎交给其处置。在法律规则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二审法院进而考量伦理、情感和特殊利益等相关因素，依据《民法通则》第5-7条所规定的法律原则，确定涉案胚胎的相关权利归属，广受社会公众与法律人士称赞。而在社会持续变迁、医疗技术进步带来法律伦理领域碰撞的背景下，成文法对于权利的保护难以避免会存在滞后性，频繁修改宪法和创设新的法律规范也难以实现。另一方面，二审法院要求四位老人不得违反法律行使处置权和管理权，胚胎人格属性难以实现。
胚胎的法律属性仍然停留在民法学界的争论中，而一旦在将来某个时间点再次变成热点议题，将会引发子女身份认定、财产继承、侵权损害赔偿等多种问题。（三）实效化宪法解释程序 本案涉及权利与权利之争，也涉及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争，构成一个疑难案件。
因此，完全禁止的管制手段确有违宪之虞，建议卫生部对其进行修改，进而依据我国社会现实、比较法视域中立法与判例的发展精细化对代孕的分类别管制。就目的而言，卫生部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禁止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为了维护宪法保护婚姻、家庭、母亲、儿童以及计划生育等项公共利益，管制目标不违反适当性原则。
代孕管制在理论上可采取如下三种模式：其一，完全禁止，即中国当前采用的模式。6从宪法层面理解应受到特殊尊重与保护，可以依据我国《宪法》第38条有关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之规范。
7英国的立法者则依据人体胚胎具有人类生命的潜在可能性而将肯定其有人之尊严，8英国1990年《人类受孕与胚胎法案》规定：第一，人类的胚胎具有特殊的地位，但该地位与成人或小孩不同。正如法国宪法学会会长（Bertrand Mathieu)曾批评宪法委员会依托人的尊严确认个人的体面住宅权：其主要观点为体面住宅权是社会经济类权利，与人的尊严相结合，会导致‘人的概念过于具体，与其他社会权发生竞合，从而失去其特点11。其二，原则禁止，但允许例外。而英美法系主流意见是将冷冻胚胎界定为人和物之间的中间体。
10 参见朱振：《冷冻胚胎的继承与生育权的难题》，载《医学与哲学》2015年3月第36卷第3A期，第33-35页。三、系争问题之二：代孕禁令与胚胎人格属性的实现 本案的另一系争问题在于，行使胚胎的处置权是否一定会导致代孕行为发生以及由此引发的部门规章禁止代孕的合法性、合宪性争议。
迫于无奈，沈某的父母沈某某和邵某某将刘某的父母刘某某和胡某某诉至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请求继承四枚胚胎的监管权和处置权。其次，权利主体说将胚胎视特殊的人。
6 张善斌、李雅男：《人类胚胎的法律地位及胚胎立法的制度构建》，载《科技与法律》2014年第2期。而二审案由由一审的继承权纠纷变更为监管权和处置权纠纷，二审法院并没有对当事人的诉求给予正面回应，没有解决冷冻胚胎是否能继承的问题。
